去年末今年初，天津《文学自由谈》杂志的数篇文章被圈内读者所关注，也引起不少争论和非议。批评和争议往往是最好的广告，此时翻阅《文学自由谈》，它在封二上标示的“本刊选稿‘六不’思路”赫然入目。“六不”包括：不推敲人际关系；不苛求批评技法；不着眼作者地位；不体现编者好恶；不追随整齐划一；不青睐长文宏论。
这个“六不”，相对于文坛的“哥们”义气和“关系”现象，似乎每个“不”都意味着某种声明和姿态，有振聋发聩的效果。记者为此采访了其主编冯骥才和执行副主编任芙康。
据任芙康介绍，“六不”思路是逐步形成的，一开始仅有“四不”。第二条“不苛求批评技法”和第五条“不追随整齐划一”是后来增补的，尤其是“不苛求批评技法”这条，对刊物的整体面貌和版面设置至关重要；而“不追随整齐划一”这条，对于那些经常阅读《文学自由谈》的读者才会明白其中含义。到1996年底，这六条终于固定下来，并在封二标示出来，算是对广大读者的承诺，同时也接受读者的监督和督促。应该说，“六不”是比较严格的选稿原则，但真正、彻底地做到并不容易，事实上，每条实行起来都相当困难。特别是对两种人，这“六条”不敢实行，一种是对方太强悍，强悍到足以扰乱编辑部的日常工作，动不动就要打官司；另一种是对方太小气，小气到令人可怜的地步。 对这两种人《文学自由谈》都敬而远之，因为对不讲道理的人，无法与之讲道理。
在国人印象中，天津是个很平静、很安静的居家过日子的地方，《文学自由谈》出现在天津有点出人意料。对此，任芙康说，《文学自由谈》是1985年底由天津几家单位联合创办的，现在主办单位只剩下天津市文联，冯骥才始终是主编。创办之初正是新时期文学最兴盛的时期，新理论、新观念纷至沓来，思想界很开放，文坛也很活跃。后来有过一些磨合，甚至在某段时期，这个刊名也受到质疑，“自由”两字对某些人来讲似乎意味着某种敌情，在那样的气氛中，办刊物既需要大胆，又需要谨慎，《文学自由谈》从不追随某些中心或某些口号。冯骥才对文学的宏观把握，形成刊物的主心骨，现在编辑部内很单纯，类似于小作坊一样的操作，编辑们的目标就是要《文学自由谈》不局限于天津，力求办成全国性刊物。
至于那些常常惹起争议的批评文章，任芙康解释说，《文学自由谈》定位在文学“批评”而不是文学“理论”或文学“评论”，所以要有批评的架势和状态。我们注重的是“谈”和评点式的文风，而不是“论”，既然是谈话，就有可能失去分寸，或者很偏激。现在的文风是温吞水，或像拜年话和日常寒暄，或太学问化和高谈理论，却不具体涉及作家作品，我们提倡用“谈”的文风冲击当前的文风。有些搞理论的人看不起这个刊物，其实我们的“思考天地”这个栏目有一期同时有三篇文章被《新华文摘》转载；而“作家谈片”和“直言不讳”这些栏目都很有意思；“七嘴八舌”常常发表无名之辈的文章，很受城乡读者的欢迎，编辑部常收到读者来信和寄款。有人说《文学自由谈》缺乏明确的追求和倾向，其实没有追求就是我们的追求，没有倾向就是我们的倾向，我们的栏目常常不固定，我们希望来稿很难归类，迫使我们不断创造新栏目。我们要的就是五花八门和互相冲突的效果。
冯骥才的谈话很坦率，他说，我们国家以前很少文学批评，尤其是“文革”时期，往往是政治批评，无论被批评的作家点名与否，其实都是政治待遇。没有直言不讳的批评，文学不能繁荣，我们是批评刊物，主要是开展批评，批评是为了活跃人的思想。既然目前没有政治批评了，作家自己来开展批评，对此应该非常达观。我们是1987年开始搞“骂派”批评的，从我自己开始，有人说“冯骥才是引火上身”。事实上一个作家的价值本来就在褒贬之中，甚至贬多于褒。作家是逆向思维，启发别人的思考，对批评应该有承受力，现在作家的承受力不如鲁迅那个时代了。
那些被批评者通常有哪些反应呢？冯骥才回答：这个刊物有时也让我为难，被批评的作家很多是我的好朋友，有的甚至是我非常喜欢的，比如王蒙、张贤亮等人，也许我事先会打个招呼，“又有批评你的文章了”，王蒙会说：“批吧，我受得了，”张贤亮有时会叫疼。对于不熟的人，可能会产生对我的看法，有时会引起误解。但我忠于自己的刊物，这也是我文学观的一部分。生了气的人尽管反批评，我们批评别人，也欢迎别人的批评。
对这一点，任芙康表示了相同的看法，他说：“新时期以来有影响的作家都被批评过，被批评者一般是三种反应：很强烈；有反应但保持风度；无言、轻蔑。有段时间，刊物连续刊登了一些尖锐批评余秋雨先生的文章，使有的读者以为余秋雨和《文学自由谈》有什么深仇大恨，其实我本人很喜欢余秋雨的文章，《一个王朝的背影》我读过好几遍，而且和他还有过一面之缘，留下良好的印象。但批评他的文章只要符合选稿标准，很直率、生猛，不刻意圆熟，即使有些牵强，还是会发表，而大多数文章自然是讲道理的。”后来从各种渠道得来的消息是余秋雨没有任何微词，倒令任芙康们佩服。然而，并不是没有反应就好，任芙康强调，有反弹很好，不平则鸣也是人之常情，只要是用文人的手段，用笔墨来表示就好，我们不喜欢用非笔墨的、打官司的方式。作为一个作家，最可宝贵的是创作自由，现在任何批评文章都不会剥夺作家的创作权利，作家应该有两种思想准备：领受赞扬、承受批评。
《文学自由谈》几乎每期都有作家李国文的文章，记者采访他时，他说，《文学自由谈》是个很严肃、认真的刊物，在全国影响也比较大。任芙康是个很有敬业精神的编辑，是职业上的“发烧友”，我们私交很好，他常催稿。“六不”思路很好，蛮有勇气，这个刊物不是一边倒，而是各种议论都有，有些文章不一定正确，但也言之成理。中国作家、批评家都被娇惯坏了，一点批评不得。我建议它办成月刊，更快地提供信息，引起读者更多的注意。
但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批评家则有另外的评价，他说，《文学自由谈》在80年代时很“潮”，90年代再看还是有些落伍，它面临着资源匮乏的问题，作者队伍稳定，会保持一个熟悉的面孔，但还是要多吸收一些新锐。它不能只发表一些“世俗感慨”和“小情小景”的文章，它没有提出一些重大的、像样的问题，王安忆、韩少功、张承志、史铁生这些有深度的作家很少给《文学自由谈》写文章，而《读书》、《天涯》这样的刊物气象很大，提出了很多问题。当然了，现在严肃刊物越来越少了，生活化、时尚化的刊物越来越多，连《上海文论》这样的刊物也改变了风格，《文学自由谈》毕竟提供了一块阵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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